从别后 忆相逢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 我的古巴老师多依拉克先生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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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宾馆送别时的合影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前排为多依拉克老师和他的小女儿，后排中间为多依拉克夫人埃尔西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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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西班牙语结缘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成功，“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呼声响彻在中国的大地上，古巴人讲的西班牙语也骤然吃香。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1964年我入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外语二系，选择了西班牙语专业。导师是古巴人多依拉克先生(Samuel Doirac Romero)，他是作为专家受聘到中国教授西语的，只带我们这一个班。还有两位中国老师是黄福顺先生和乔毓龄先生。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多依拉克采用的是所谓“直观教学法”，重点是“听说领先”。不用课本，不背单词，不讲语法。上课时将实物和图片带到教室，指物读音，看图识字，一如孩童启 蒙。他把在课堂上的讲课实况录下音，课后我们在黄、乔两老师的指导下，反复听，跟着读，要求千百遍地模仿多依拉克的语音语调。那时的磁带录音机大而笨重， 外形像老式的留声机，可是这在当时算是先进的了，其它班级还享受不到这个“特殊待遇”。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上课时，多依拉克的颈上吊着个大话筒，拖着一根长长的话筒线，在课桌间走来走去，样子很滑稽。无法用实物表达的抽象词句，他便打手势，做动作，变化脸部表 情，好像在演哑剧，形式生动活泼。当时多依拉克老师正值盛年，精力充沛，激情洋溢，讲课时使出浑身解数，唱念做打，尽心尽力，常常是累得声音嘶哑，汗透衣 衫。他性子急，遇到弟子们实在笨得可以时，常会气恼发火，用教鞭轻击其头，鞭长莫及时，一怒之下竟将黑板擦当飞镖，抛将过去。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采用“直观教学法”，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进步较快，初学几句便能张口，多依拉克鼓励并“逼”着我们主动出击，见人就开西语，弄得同专业的高年级师兄师姐避之唯恐不及。而我们则自我感觉良好，不知天高地厚，沾沾自喜。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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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第二学年，我试着将上海作家胡万春的小说《过年》改写成作文，题为《我的妹妹》。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的小妹”的悲惨遭遇，多依拉克听我断断续 续地朗读完作文后，竟被感动得眼眶含泪，课后他忍不住悄悄地问我，她真是你的亲妺妺吗？后来这篇作文经过修改润色，多依拉克就带着我到北外、北大等校去背 诵表演，以此炫耀他的教学法的成功，神情颇为得意。有一次外校师生来参观交流，当然又少不了我的这个保留节目。对这种重复的表演我已感到厌倦了，在讲台上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竟然漏背了一大段，只剩头尾，台下听得一头雾水，反应冷淡，掌声寥落。这次算是大出了多依拉克的洋相，气得他大训了我一通。现 在思及此事我也不免感到好笑和难为情。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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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初期，多依拉克还坚持教课，可是没多久，课堂再也不能安静下去了。他无课可教，也只得挈妇将雏返回古巴。我和几个同学去他的住所友 谊宾馆送行，多依拉克一个一个地紧紧抱了我们，口里轻声呼唤着他给我们起的西班牙语名字，眼中始终含着泪。他曾立誓要把我们培养成最出色的西班牙语翻 译，如今“壮志未酬”心有不甘啊。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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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依拉克老师在上公开课，后面坐满了院系领导和北京兄弟院校的同行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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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荒废了学业，蹉跎了岁月。但是那几册硬面抄的课堂笔记和几本薄薄的打印教材却紧随我下乡入城，颠簸千里。在秋阳的草垛上，在柴屋的油灯下，我都时时习之，不忍丢弃，不甘丢弃。虽然没有长进，倒也不曾全部丢还到古巴去。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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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调职地方外事办公室，西语派到了用场。但毕竟基础太差，底气不足，第一次作译员时语无论次，手足无措，那种尴尬至今仍让我脸热惭愧。移居香港 后，与中南美国家的商人做起了生意，于是不得不逼着自己拼命恶补语法、作文，西语终也能助我“为稻粱谋”了。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徒有良师学业未竟，是我一生的遗憾。四十年弹指间， “从别后，忆相逢”，常常牵记起多依拉克老师，多么想当面向他老人家致意问候：� Com� est� usted? （您好吗？）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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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耕 文/图iL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