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大法学院邀请函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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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大法学院邀请函

2015-08-26 点击数：

贸大法学院邀请函

亲爱的UIBE法学院上海校友：
    大家好！
    2015年9月19日（周六）上午9时，“沈达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及校友会成立大会”将在贸大举行！学院领导、老师、同学们正翘首以盼，欢迎校友们回母校参加此一重要活动。
目前参会人数正在统计中，请大家踊跃报名！
   联系人: 丁激中 18610941905（微信名：紫丁）；
   邮箱zidingding@126.com

以下为大会邀请函，以及两个理事会章程草案；也欢迎大家推荐校友会理事会理事。
1、邀请函的链接：
http://law.uibe.edu.cn/OutListContent/index.aspx?nodeid=9&page=ContentPage&contentid=2533

2、沈达明-冯大同法学教育基金章程征求意见稿的链接：

http://law.uibe.edu.cn/OutListContent/index.aspx?nodeid=9&page=ContentPage&contentid=2561

3、法学院校友会章程征求意见稿的链接：

http://law.uibe.edu.cn/OutListContent/index.aspx?nodeid=9&page=ContentPage&contentid=2559

贸大法学院

201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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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遗产

《沈达明文集》代序

沈达明，贸大法学院师生们尊称他为“沈先生”；贸大称他为“第一代学者”、不退休的“国宝级教授”；中国法律界称他为国际商法“鼻祖”。他是精通中\英、法、德、拉丁等五门语言的博学大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淡泊明志、孜孜以求的学者楷模，是贸大法学院, 乃至整个贸大的一大骄傲！

一、师者，坚守与回归

沈达明先生的青年时代适逢战乱年代。1936年至1941年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伴随他完成了五年的留学生涯，通过不懈努力, 荣获法国国家学位法学博士，随即当抗日的烽火蔓延到中华大地时, 他毅然地投身到中国法学教学生涯，从陪都重庆的朝阳学院到湖北省临时省会恩师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再到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他辗转于内地多所大学，所讲授的课程有：破产法、强制执行法等。从副教授到教授、教导主任，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法律人才。解放前夕，他曾回到母校上海震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从1953年起即在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直至2006年逝世，长达53个春秋。

从1953年至1977年，沈先生同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饱经沧桑并在文革中受尽蹂躏。法兰西索邦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积累了丰富的法学教学经验的沈先生，却被安排从事法语教学长达25年。但他从未放弃信念，他始终没有放弃法学梦想, 并毫无怨言地坚守着一方讲台，把他的外语才华尽展于课堂，培养了大批涉外经贸人才。北京外贸学院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长为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银行和各大外贸总公司的领导人。

沈达明的专业是法律，但他为登上法律专业的讲台，却是等了整整25个年头, 真的是”从青丝等到了白发”.。。直到1978年63岁的他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古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沈达明却没有这种伤感。他把夕阳当作初升的朝阳，以青年之精力，盛年之理性，开始在法学的盐碱地上耕出一片肥沃的绿洲。他成为了这个园地里最勤奋最敬业的老黄牛。1978年，他欣喜地招收了第一批国际经济法专业两名硕士研究生，为国家的对外开放播下的第一批国际经济法的火种。正像这两名硕士生中的一位高西庆校友所说：“沈先生对我在贸大研究生岁月来说几乎意味着一切。他是我在学业上的指路明灯，在1980年代初期，能够有这样的一位导师，以他深厚的学术涵养、睿智的大局判断和犀利的长远眼光给我以醍醐灌顶的引导，为我此后的学习、工作、人生道路铺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受益终生。”

此时的沈先生，三十多年的法律专业积累似乎在一夜之间释放出来。正是由于他的具有的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专业根基，贸大于1984年设立了国际经济法系，贸大国际经济法系毫无争议地于1984年首获博士学位点，沈先生本人成为第一批也是唯一一位博士生研究生导。他在耄耋之年仍未离开自己深爱的讲台。饮水思源；贸大国际经济法系乃至贸大法学院三十年来能拥有了（）学科和（）的规模，培养了（）名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沈达明先生具有奠基人的地位。

二、学者，书中自有黄金屋

作为我国为数不多、贸大唯一不退休的教授，直到逝世前沈教授仍常来校给研究生上课，而他的更多的时间则是著书立说。读书、写书是沈达明先生一生的爱好和追求，甚至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读书、做学问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一项使命，因此无论碰到何种社会或人生的变故曲折，都不能阻碍他的一路求索。

他说：“掌握外语是件艰难的事，但这一难关一定要过；我读了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全部小说。”于是有了这样生动的镜头：“文革”年代，五七干校的田间地头，烈日骄阳，“臭老九”们在耕田收割，挥汗如雨。鬓发花白的沈达明教授，放下锄头歇息片刻，从兜里掏出一本翻烂了的法文字典读起来。字典总不能算是“封资修毒草”吧？这本小书就是他那时全部的精神食粮，也是被关闭的专业知识大门留出的唯一缝隙，让沈达明享受着一缕清新空气。这本字典伴着他，让他的下放生活少些煎熬，令人尊敬的“活字典”就在河南固始县的田间诞生了。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正是因为沈达明先生从未放弃读书，才让他的学养从未有一天止步，才让他在学问上达到“会当增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听沈先生讲他读书的体会是个享受。他常说：外语是搞法律研究的工具。要研究英美法的，必须懂英文，要研究大陆法，就得懂法文和德文。他的外语水平堪称一绝。他阅读英、法两种外语原版书根本不用查字典，只是德语、拉丁语稍微需要借助一下工具书。正是由于有了外语的拐杖，他才得以“凌绝顶”、“览众山”。他说：学外语尽管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却是非要攻下来不可。外语帮他获得专业所需的第一手材料，使他多了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更多了一种思维方法。

多次谈到："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人搞文科是很大的负担，我搞法律专业的几十年里，花在学外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半；如果一辈子完全靠汉语研究法律，我相信自己可以拿出那一半时间去另学一个行业。

他说：“严格意义上，法律专业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人文科学范畴。我自己就花了很多时间关注文、史、哲。要弄通罗马法，就应该了解罗马帝国的历史，如果能读读古罗马悲剧、史诗就更好了。”他坦言自己在中国文学的修养上始终未能真正欣赏诗歌，他说：“欣赏诗不容易。记得读大学时我曾给同学念诗，他们一致笑我不会欣赏诗。这是老实话。”他说自己只能欣赏古代散文，而最喜欢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他深感文学作品对学法律有很大帮助。他说，要研究大陆法体系，最好的参考书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要研究英美法体系，就要看狄更斯的小说。这些原版小说他全部读过，包括英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他也非常关注。他说，巴尔扎克的书，文字语言不是一流的，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法国的社会生活，写出了法国人的个性，对现代法国人也适用。而当代法国小说还没有一本能把二战后的法国社会反映出来。他佩服文学家和哲学家。他说："他们通过几个人物的命运让读者看到了整个世界，所有人的人生。"

沈先生运用知识的原则是严肃、严谨的，决不急功尽利。有位朋友曾想请他将加拿大籍法国哲学家所著的那部《中古哲学史》译成中文。这本拉丁文哲学专著中引证了大量中古哲学家的拉丁文原版书。他译了开头和结尾两段，拿给对方看看他的拉丁文和中古哲学方面的水平如何。对方感到非常满意，希望他一年完成全部译稿。而他原本是计划十年完成的，因此当即就推掉了：“这样的书怎么可能一年译出来？这不是一般的书，而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的书，我不能糊弄，不能粗制滥造！”

他说：“文科的东西都体现在语言之中。古代中国文化都在古汉语之中。所以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财富。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语言正在丰富起来，这是好事。中国人翻译马克思的书，最初不是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而是利用了日文版本，而日本人却是用古汉语所译，我们觉得语言恰到好处，不别扭，就接受了。解放后，德国人的东西借日本人引进中国。但现代日本人用古汉语少了，更多地用了假名，音译起来就有了难度。”

他说，所以，文科学不完，没有办法按部就班，从初级到高级。文科十分浩繁，解放前有位教师研究易经几十年，却一点不懂易经。文科不易有成绩，当然也有偶然发现，解放前有位教授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一天他在北京街头买了一包花生米，忽见包装纸竟是故宫的档案，他一下把这些包装纸都买下了，此人于是成为中国近代史名教授，是吃花生米吃出来的。这也是一种发明：别人没看到这个档案，他发现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专家。

说起读书，沈教授显出十分陶醉。他说：“我有两件事后悔。一是年轻时忽视了体育锻炼，这是完全错误的；二是没有趁着年轻在法律之外再学一个行业；如果现在有可能再选择一个行业，我会学航海；我多年从事《海商法》的教学，对航海理论了解比较深，却缺少航海的经历！
说到写书，可以追溯到他留学法国期间的和抗战期间在重庆、湖北、安徽任教期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写有《》，在重庆朝阳学院写有《》、《商法、英美法讲义》，在国立安徽大学著有《民法物权讲义》。

（外文看不清）外文的意思应该是：“1787和1788年名流会聚”不知道什么意境下说的？

沈先生通晓法语和英语，同时熟练掌握德语和拉丁语水平，长期担任贸大法语教研室主任、学科带着人，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60年代初，他以专家的身份被借调中共中央联络部，参加了为时一年的《列宁文选》和《毛泽东选集》四卷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但他一直在业余时间查阅西方的法学资料，了解法学的发展动态，他曾整理出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和手稿。可惜“文革”破四旧被付之一炬，令沈教授痛心疾首。

沈先生曾多次对他的研究生说：“其实听什么讲座并不重要，一个学者把自己的心血全部都花在写书上了，讲的一定不如写的好。只有读他的书，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维逻辑。”我们今天出版沈先生的文集，就是要从他卷帙浩繁著作的字里行间学习他的学术思想脉络。虽然这些书的出版时间历时多年，但沈先生法学研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使这些书的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他的学问可说囊括法学的各个领域，但又侧重于私法的三大系列，即：民法、商法和民事诉讼法。他的心愿是出版这三大系列三套全书。
由于耽误了二、三十年法律教学和研究的大好时光，他必须把与国际法学研究之间落下的距离追回来，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后来者能在他的基础上从更高的起点出发，尽快赶上国际法学研究的水准。

1988年，沈先生曾经做过一次大手术。但病痛丝毫没影响他在法学园地的耕耘，反而给了让他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从而加快了写书的步伐。他每周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借阅原文书籍供自己写作参考之用。从六十多岁到九十岁，他以一年写一本书的频率向着法学研究的高峰攀登。精通多种外语让他可以精准地理解和翻译西方法学著作。这都使得他编写的书籍游刃有余，并更加接近外国法的精髓，这在中国法律界实属不易的。。

沈先生写书有个原则：专门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书！他同时写的那八本书的内容都是国内没有人写过的，因为这些资料是他独享的，有的在外文原版书里，有的在他的头脑中，它们已经封存了几十年，而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又不断为他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供借鉴的“他山之石”。

沈先生的研究比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需求恰好有个提前量。比如《比较民事诉讼法》就是讲在国外如何打官司的。当时出版商说，这种书我们不需要，我们不和外国人打官司。沈先生说：你不找人家打，人家找你打呀！他的话不久就得到了验证。他写的那本获教委一等奖的书，也曾经三年找不到出版社。人家说这种书卖不出去，要印就要包下若干册。但没过多久，出版社也看到了这些书的价值，并开始不断问：沈老先生最近在写什么书呢？

他在国内的国际贸易法和商法上可以说是开创者和权威，他出版的很多关于这些领域的书籍目前来看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他自80年代初到2005年的20多年时间里，一共编写出版著作23部之多。仅仅2001年他86岁时就同时有八本书在写作。只可惜2006年他91岁辞世时，有3篇著作尚未完成，这成为今生最大的遗憾。

三、践行者，法律顾问的大格局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沈先生既是学者，同时也是法律的践行者，他曾畅游于法律实践之海，而且深谙水性。

1935年他自上海震旦大学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后赴法国留学之前，有一年的时间他在上海当律师。1947年，他在四川任教期间同时还在成都做过兼职律师。1946年至1948年，他还在重庆和香港之间，担任川盐银行董事会的法务工作。1951年，从中国新法学研究院结业后，沈先生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内贸易部（后来的外贸部）从事与外贸商检相关的法律工作；50年代中期，他又被从北京外贸学院借调到外贸部担任法律顾问。

1978年之后，沈先生在法学园地成为最辛勤的老黄牛，却又是最“自由”的老黄牛，他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宽松的环境。在开放的最初年头，他直接参与了我国一些大型涉外法律文件的谈判工作。中信公司成立不久，荣毅仁董事长就聘请他为法律顾问。接着他又参加了诸如一些企业在国外发行债券、在国内举办的重要开发项目的法律工作，以及外经贸部及诸多外贸总公司大量的法律工作。他还曾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对国家的涉外经贸活动进行着重要的法律裁决和咨询工作。

其实，沈先生参与中国外贸法律实践的时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中苏关系不正常后，我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从联邦德国进口了一套大型流水线成套设备。但货物运到国内后，发现是联邦德国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而且整个流水线零部件配件很多是缺失的，这批设备等于是废铁。中方提出退货。但对方公司却在德国法院告中方不付款是违约，要求付款并支付一切损失。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权威的、国际上承认的检验机构，第一次开庭中方眼看着要败诉，国家要损失一大批宝贵的外汇，还要进行赔偿。部里也一筹莫展。最后部长想起请沈达明教授出山，因为沈先生曾在部里工作过，是资深的、国际有名望的法律教授。结果沈先生听到这案子后，拍案而起：“明天帮我买机票，我去应诉！”第二次开庭了，沈先生突然出现在德国法庭上，引起法庭震动。他慢慢站起来，很沉着很冷静地说：我这次来是代表中方是进反诉的，反诉德方公司搞贸易欺诈，请求法庭判为德方公司赔偿损失。根据德国的法律，贸易欺诈除了赔偿经济损失以外，还必须进行刑事处理，要求德方公司判刑。这么一说整个法庭气氛大变，德方代表慌了神，马上要求休庭。经过短暂的休庭以后，德方再出庭时一百八十度转变，全部承认他输出的产品是二手设备，愿意承担所有责任，而且还要准备一套更好的完全按照中国需要的设备进行补偿。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沈达明讲的第一句话，反诉要求进行刑事处分，同时表示要以我的身份把你们这种欺诈行为向各国媒体报告，这家公司是世界有名的大公司，如果以沈达明的身份在各国媒体曝光，那这件事情就弄大了。所以马上撤诉，认为可以进行赔偿，而且要换完全符合中方要求的新设备过来，原本认为这个案子会旷日持久，要一年半年才能结案，因为沈先生的出场，这样一个案子不到一周就宣判中国胜诉。沈教授不仅挽回了我国宝贵的大量的外汇损失，而且也为中国增了光彩。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理论联系实践是沈先生一生践行的原则。法律实务积累，无疑为沈先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经验，更让他在国际法律舞台上展现出作为中国资深法学家的风采和睿智。实践更加开拓了沈先生的研究视野，。正是在社会身兼数职的的1987至1997的十年中，他编著了十几部法律专业书，有的书填补了学术的空白。他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一书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国际商法》、《国际贸易法新论》、《国际贸易法新论》也都一一获奖。这些研究成果为经贸法律专业的教学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资料。另外他还著有：《比较强制执行法》、《比较破产法》、《英美证据法》、《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英美合同法引论》、《英法银行业务法》、《国际资金融通的法律与实务》《国际经济贸易上的银行担保》《瑞典的法律与仲裁》、《美国银行业务法》、《衡平法初论》等。
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外经贸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顾问，为我国一些特大型的建设项目、国际融资提供重要法律咨询意见，几度为我国挽回巨大的经济损失。

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沈达明早年毕业于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上海震旦大学，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索邦大学）获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毕业时，德国军队也已占领法兰西半壁疆土，中国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他决心不为外国人做事，要用所学知识报效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搭乘一艘遣送越南退役军人回国的法国轮船沿大西洋海岸，绕道好望角，经西贡和香港，最后回到大后方重庆。从此，他开始了教学生涯。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到上海。

那个中国人饱受洋人欺负的年代，给予了他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他暗下决心：“既不在外国为洋人做事，也不在中国为洋人做事。”但这种气节从没影响他努力地学外文，而且也从没妨碍他与外国人交朋友，他最好的朋友也有是外国人。这反映了他鲜明的民族气节背后一种宽厚的胸襟。这种博大的胸怀和特定时代中国学者的气节，伴随他了整整一生。

回国后他曾任教于大后方多所大学。那时，教师职业的竞争很激烈，但比起政府官员来，教师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这是沈达明选择这一职业的主要原因。他说，在他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人，都是在念书时碰到的教师。他要求自己做一个正派的教师，做个干净的人，决不做不可告人的事。几十年来他正是按照自己的这一信条做人做事。他的很多学生现在或已经身居要职，或已经成了某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沈教授对此也非常欣慰。但是，当学生们提出要为沈教授用物质来回报他的教育之恩时，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沈老曾长期住在家具陈旧的老房子中，他平日里也是布衣布鞋，生活极其俭朴。当时，有学生看到这些，就想给他家房子粉刷装修一下，也被沈老婉言拒绝了。

商品经济社会，学问也“随行就市”有了标价。沈达明的一个点子就使他的弟子们碰到的棘手案子柳暗花明。他若下海，来钱肯定很快。可沈教授只对写书情有独钟。这还缘于他为偿还一个心愿：报效祖国，回报老师。因为历史的原因，盛年的他失去了宝贵的法学研究机会，他便利用晚年来弥补这一缺憾。他对赚钱的看法是：每个社会，每个历史阶段，肯定有某些行业能赚钱；有人喜欢做律师，有人喜欢搞科研。律师收入高，但风险也很大，教师相对清贫，却可以比较清闲搞课题，很充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让我当律师，现在可能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我一点不后悔，因为我写书比当律师更合适。

那个冬日，西北风大作，一位老者瑟缩在教学主楼的角落里避风，寒风吹透了他身上的中山装，他努力围紧薄薄的围巾，他的身体象一片树叶将要被狂风吹起。从身边跑过的青年大学生们不知道，这位瘦弱的老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国家和学校的重点保护“文物”、国宝级教授沈达明先生。法学院本来提出给他派车，可他执意不愿麻烦学校，说是坐公共汽车很方便。他家搬到望京后，他经常自己踉跄着乘公共汽车往返，没有丝毫抱怨。他说：“比起学校派车，我觉得还是自己坐公共汽车更方便些。”

耄耆之年的沈先生，在学术思想的活跃程度上却是超前的，。被这份宁静的充实感包围着，物质要求退居次要了。走进他的家，你会有一种回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感觉。他不看电视为的是不给眼睛增加太大的负担，以便更多的用于读书写书。

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点是贸大的骄傲；而博士生导师沈达明教授更被视为学校的骄傲。近三十年，从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中，如今不乏才华横溢的名律师、仲裁员、大学者，他们每个人身后都留下一串辉煌的足迹；然而，当这些法律界和“牛”的少壮派们面对恩师沈达明时，他们的敏锐、机智和雄辩，就象壮阔汹涌的江河之涛，汇入了宽广而深邃的苍海，回归到一种平和与宁静。这宁静之源需追溯到久远的那个时代，里面饱含了民族沧桑沉淀的厚实养料。

“让历史告诉未来”。今天出版《沈达明文集》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激励后人，在从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汲取学术精神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品德修养的传承。就学者来说，宁静致远，是一种治学的应有心态。然而，在今天商品经济大潮下，保持心灵的这种境界、定力，已非易事。沈达明的宁静却是六、七十年如一日，不论是风雨飘摇的文革期间，，还是改革开放充满各种诱惑的时代，沈先生始终都保存了这份心灵深处的这份宁静，那是一层褪尽一切浮华的浓浓的生命底色。这才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本色和精神。因此，这种精神的无形财富，更是沈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遗产。

201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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